1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提出了“整顿党组织”的任务，发表了毛泽东有关党的一段论述：“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话被称为“50字建党大纲”。
1月3日
省军管会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举行报告会。朱后年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报告。同时，在会上省军管会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提出了《关于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意见》。
在省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了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小组由“党的工作干部、一般党员、非党群众相结合”组成，领导各地区、单位的整党运动。
此后，省军管会和“省联总”联合举办“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学习班”，大批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揭发批判所谓大搞“生产模范党员”、“养猪党员”、“专家教授党员”、“名演员党员”等等的滔天罪行。
1月5日
省军管会发出紧急通知：“由于某些地方的武斗和交通运输的破坏，使我省的煤和石油调入量减少。为此，在煤、油、电的安排上，首先安排好人民生活最低需要；对生产用煤，首先保证印刷毛主席著作用纸的生产用煤，其次是交通、发电以及医药、小农具、军工、援外等生产用煤。”
1月上旬
陈励耘到上海，从张春桥那里了解到毛主席曾说过，“浙江的三结合要结合江华”。陈励耘回来与军管会几个头头研究后，没有往下传达。
1月6日
自67年12月27日至68年1月6日，“红暴”头头方剑文等召开了“暴代会”。在会上，方剑文作形势报告，口号是：保江(华)，扶李(丰平)、打曹(祥仁)。
同日
《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值得注意的动向》，社论提出：“红暴派”是打着老造反旗号的保守势力，是一股小小的逆流(这篇社论是在杭州市革委会负责人授意下写的)。
1月8日
筹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汇报代表团赴京汇报。代表团的成员由军队代表(南萍、陈励耘)、革命领导干部代表(赖可可、王子达、沈策)、群众组织代表(张永生、方剑文)等三结合组成。1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的军队代表南萍、陈励耘。
1月中旬
方剑文等人召开了“红暴”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宁波、舟山、温州、丽水、金华等地的红暴代表，会后成立了“浙江省红暴地、县联合指挥部”，在杭州建立“前线指挥部”。
1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消息。报道指出，浙江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掀起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自67年10月份后，陆续举办了一万多个学习班，几百万人参加了学习，对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同日
周恩来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代表团军队与红暴派代表。参加接见的有：南萍、陈励耘、石瑛、方剑文、滕铸、翁森鹤。
1月20日
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的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省联总”代表。
1月25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定不移地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记驻浙空五军“三支两军”工作先进事迹》的文章。高度赞扬空五军，称赞他们支左不支派，和坚决支左的兄弟部队一起，为浙江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月30日
省军管会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大用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派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迎接省革委会的成立。
2月5日
周恩来、杨成武、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分别接见驻浙部队与红暴派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与“省联总”代表。
2月12日
省军管会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重申了军管会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的错误行为的严正态度，进一步指出，所有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和省军管会去年9月21日关于贯彻执行《八·二五号令》的通知，做好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清点封存上交工作的通知以及补充通知。
2月12日至16日
省军管会召开全省“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会议。会议提出：1968年的农业产值力争超过1966年，粮食、棉花要求比上年增加10％，蚕茧增长11％，生猪饲养量增长3％，其它各项都要有较大的增长。
2月15日
周恩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军队干部和“省联总”、“红暴派”代表。接见时，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67年2月12日的指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
2月16日
“省联总”和“红暴派”代表，在北京达成了《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该协议共十二条，主要内容有：坚决拥护省军管会的正确领导；已经建立革命委会员的单位，必须维护它的革命权威，不准推翻；凡原来有“红暴”组织，即在革委会中尚未保留一定名额的单位，把“红暴”代表人物充实进去，两派虽已联合，而不完善的单位，应促其完善(充实“红暴派”人员)，不要再拉队伍。“省联总”和“红暴会”应通过扩大、充实和加强省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简称三代会)的途径，进一步实现、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省市“三代会”是省市革委会(省军管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机构，根据形势发展“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活动限于杭州(包括过去有红暴组织的所属县)，不搞全省组织，不到地县去发展组织，并同已经挂钩的地县组织全部脱钩，双方设立在地县的联络站立即撤销。“省联总”与“红暴派”都不准到铁路、运输部门，公、检、法单位和各地县公社去串连，发展组织，不准干预这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各学校师生员工，要坚持复课闹革命，不准外出串连。根据中央指示，“省联总”工作人员不超过二十名，“红暴临时指挥部”工作人员不超过十名，“省三代会”工作人员总数不超过三十名，“省联总”和“红暴派临时指挥部”都不得另设分部，已经设立的要迅速撤销。二月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三代会”经过扩大，充实加强，“省联总”和“红暴临时指挥部”逐步完成历史任务。19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为“省联总”、“红暴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发表了社论。20日在北京西苑旅社，“省联总”和“红暴派”签订了《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两个附件。
附件一：《关于扩大、充实和加强“省市工代会”协议》；附件二：《关于充实、加强、扩大“省市红代会”协议》。根据这两个协议，省工代会充实、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3名，其中常委3名；市工代会充实、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26名，其中常委5名；“省红代会”充实、加强、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2名，其中常委5名；“市红代会”充实、加强、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1名，其中常委3名。
2月22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浙江大学两派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批示(中发(68)34号文件)指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
3月1日
省市五万军民集会向毛主席宣誓，以最高的觉悟，最大的忠诚，最深的感情，最纯的党性，执行中央批准的革命大联合协议。省军管会负责人朱后年在会上讲话。《杭州日报》发表社论《为实现革命大联合创造良好的气氛》。
3月3日
周总理在京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传达的毛主席关于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的指示后，方剑文在北京给“红暴派”打电话，杭州立即贴出了解放江华、李丰平的八条标语。并电告了全省提出，“坚决解放江华，舍得一身剐，敢把江华扶上马”、“结合李丰平”、“欢迎江华回浙江”、“曹、赖、沈不可信”等大幅标语。由于“红暴”抢先在群众中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南萍等人在向中央汇报时说江华指使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的问题”还没调查清楚，如果解放江华，群众弯子转不过来。
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机插话，江青说：“浙江公安部门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住处装窃听器偷听，搞特务活动。浙江的公检法要彻底解决。浙江的文化战线也很复杂，六十年代的怪现象就出在浙江”她还指名道姓说你们那里有个大右派陈企霞弄出来没有。说江华的材料还没整理好，看他能否揭发刘、邓、陶、彭、陆、罗、杨，否则就不好结合。公安部门干坏事都和他有关，叶群去有人偷听，我去有人盯梢，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陈伯达说：“有确凿证据证明谭震林是叛徒，他想翻案，想复辟，这股风也可能吹到你们那里去。不要以为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等人在睡大觉，他们在活动，搞反革命复辟”。解放江华问题，从此搁下。
3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150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其中军队代表11名，干部代表11名，群众代表15名)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3月19日
筹建省革委会赴京代表团回杭，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参加赴京汇报团的南萍、白宗善、石瑛、吴健、董明儒，革命领导干部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沈策。以及“省联总”和“红暴派”的代表。出席大会的，还有省军管会，驻浙部队的负责人朱后年、孟昭玉、熊应堂、黄朝天、曾昭墟、朱全林、孙同盛、戴克林、李国厚和市革委会副主任汪石川、徐树年、邱强等。20日省军管会举行浙江省赴京汇报团传达报告广播大会，南萍在会上作了传达报告。
3月24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市三十万军民在杭州少年宫广场举行集会，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萍在会上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春桥，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出席大会，并讲话。会后，三十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同日，发表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通告》。
3月28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祝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中没有点江华的名，这在全国仅此一例省革委会成立后，下设四大组(70年1月3日正式公布)
办事组组长： 朱后年
副组长： 周文江、李培增、安景湖
政工组组长： 沈策
第一副组长： 孟昭玉
副组长： 马向光、遗痴、杨家骏、于一川、顾肇基
人保组组长： 朱全林
副组长： 张磊、尹清泰、枫亭，苏蕴山
生产指挥组组长： 戴克林
第一副组长： 赵天才
副组长： 王国华、邓清河、赵承先、王起、郭德林、王奎权、魏涛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组长南萍，第一副组长陈励耘，副组长赖可可、熊应堂。成员沈策、王子达、朱全林，孟昭玉，戴克林。
3月25日
《浙江日报》发表《革委会要成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指挥部》的社论，指出：“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机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抓阶级斗争，这就是革命委员会的正业”。革委会一成立就要“抓阶级斗争，成为指挥革命人民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坚强的司令部”。
3月25至31日
省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决议》和《关于加强省革委会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的决议》。4月3日《浙江日报》发表《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社论，号召全省军民坚决拥护省革委会决议，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
3月27日
张春桥在杭州分别接见省市革委会负责人，以及来杭参加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驻浙三军代表，原省军管会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在杭州饭店召开省市革委会委员座谈会和驻浙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
3月29日
浙江省文化局、文联“革命造反兵团”、浙江越剧二团“新文艺联合战斗兵团”等省市文艺界一千余人在杭州胜利剧院举行“彻底砸烂反革命文艺黑线黑网誓师大会”，批判、揪斗了林乎加(原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前调中央计委工作)、陈冰、王顾明(省文化局副局长)、肖闵(杭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等人。
同日
省革委会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声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罪行大会”。省市军民十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南萍在会上讲话。
3月30日
省公安厅“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联队”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誓师大会。会上，揪斗了原公安厅主要负责人王芳、吕剑光、丛鹭丹等人。(据统计，在砸烂公检法过程中，全省公安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特务、土匪1000余人，被开除、戴帽、坐牢的220人，被迫害致死的95人。全省460个派出所，252个法庭全部被“砸烂”。14个劳改农场撤掉了11个，特情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和损失。)
3月
成立省敌伪档案清查小组。4月20日，省革委会和省军区按中央1967年10月3日“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组成以军队为主的专门班子，负责收集、接管、清查本地区内敌伪档案，并接受省敌伪档案清查小组的业务指导。清查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揪出所谓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纯洁党的组织。
3月
1967年9月(9月10日至10月2日)诸暨县被武装“解放”以后，先后有170多人到南京军区控告南萍、熊应堂指挥部队在诸暨开枪开炮，打死群众140多人，打伤多人。南京军区派陈德先(原炮兵政委)带领工作组到杭州调查诸暨事件，历时三、四个月。在杭期间陈德先找熊应堂、南萍了解攻打诸暨的情况，他们自己也承认在毛主席列车通过前两天，派部队占领了诸暨火车站，往东边打了几十公里，一直打到10月2日才收兵。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找南萍、熊应堂到南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他们检讨说：部队有干部反映：“江华是无枪无炮的反动路线，龙潜是发枪发炮(实际是被抢去的)的反动路线，我们是开枪开炮的反动路线。”
4月4日
“省工代会”、“省农代会(筹)”、“省红代会”“省联总”、“省暴临指”，在少年宫广场发起召开揭发、批判、斗争浙江省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省市群众和驻浙三军指战员十万余人参加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赖可可、孟昭玉、沈策等出席大会。李丰平、陈冰、陈伟达、林乎加、吴宪等被揪斗。5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倒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
4月5日
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成立。指挥部由九人组成领导
小组：
赵荣 (杭州军分区政委、市革委会常委)
季子鹄 (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常委)
杨元铁 (某师副参谋长)
袁锦堂 (杭州警备区副参谋长)
夏根法 (市革委会委员、市工代会常委、制氧机厂工人)
张小定 (市工代会常委、杭州钢铁厂工人)
周凤鸣 (市革委会常委、原杭州市副市长)
姚俊山 (市公安局干部)
(暂缺一名，准备在充实到市革委会或市工代会的红暴派代表人物产业工人中产生)。
赵荣任组长，季子鹄任第一副组长，杨元铁、袁锦堂，夏根法任副组长(赵荣实际上无权过问)。
指挥部下设政治训练、作战行动、后勤三个组。
4月6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杭州市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通知》。领导小组由邱国兴、谢国相、姚贤庚、周峰、李玉田、余忠源等六位同志组成。邱国兴任组长，周峰任副组长。
4月10日至18日
空五军召开所属各部队开展“三忠于”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会主任南萍、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邱强等出席了会议闭幕式。南萍在闭幕式上讲话，要求全省推广空五军的“三忠于”活动的经验。
4月14日浙江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李国厚等领导先后恢复工作。并组成临时党委，书记熊应堂，副书记南萍、阮贤榜，常委李国厚、戴克林。
4月15日
“省联总”、“省市三代会”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打击、声讨谭震林、江华、李丰平、龙潜搞右倾翻案风大会。省市十万军民参加大会。大会提出：“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已成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号召坚决反对“三右一风”，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朱全林、孟昭玉、戴克林、沈策等出席大会。4月16日《杭州日报》发表《坚决揪出策动右倾翻案的黑手》的社论。
4月17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以《坚决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为题，发表了“省联总”八○八调查组揭发“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盗用毛主席的名义，与李丰平、龙潜等，在浙江大刮“二月逆流”破坏浙江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文章。
4月24日
“省机总”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大会。省革委会、省市“三代会”和省市造反派代表以及正在参加省革委会座谈会的地、县代表也参加了大会。25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揭开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
4月25日
省革委会于4月25日至5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省开展‘三忠于’活动现场会议”。两千多人参加会议，第一天举行电视报告会，由空五军代表介绍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南萍、陈励耘、周建人、赖可可、张永生、沈策、孟昭玉、柴启琨、戴克林、朱全林等参加会议，南萍、沈策分别向到会代表讲话。
5月1日
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报告，由于1967年省财政收入只完成10．89亿元，比计划短收4．04亿元。因此，按比例分成部分，减少1．21亿元。全省财政收支相抵，差额为7800万元，除各级机动财力凑补一部分外，尚有差额60025万元，要求国务院从国家财政拨款解决。
5月2日至14日
杭州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南萍、周建人出席。王子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有人为江华、王平夷翻案。要继续批判江华、王平夷的“三反”罪行。会议于14日结束，并提出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三忠于”活动的倡议书，随后，全市广泛开展了“三忠于”活动。
5月11日
南萍主持召开省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如何解决“浙南”问题。
5月13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做出“关于向全省贫下中农赠送革命宝书的决定”。决定向全省每个贫下中农赠送《毛主席语录》或《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一册。
5月15日
省文化系统造反派召开了所谓“彻底砸烂旧省文化局、旧省文联誓师大会”。19日，《浙江日报》发表《彻底砸烂帝王将相局！彻底砸烂裴多菲俱乐部!》的社论，提出，要“彻底砸烂浙江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黑网的顽固堡垒——旧省文化局、文联”。
5月17日至31日
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几项规定”。
同日
省军区医院军医华东二级战斗英雄王兰英在《人民前线》(南京军区报)刊登文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准备对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张永生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白色信号弹，也是一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颠覆红色政权的大毒草。这颗大毒草出笼后，全省各地的“二月逆流”黑干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纷纷跳出来，在全省范围内又刮起一阵炮打“三红”的妖风。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反复。)
5月18日
江青把张永生叫到北京，同去的有杜英信。19日晚，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永生、杜英信达四个小时。江青在接见时点了谭震林、江华、林乎加、陈冰、王芳等人的名，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坏透了，地方报纸完全可以点名批判，说：“潘天寿画的秃鹰又阴暗又丑，是特务的化身，齐白石可坏啦，黄胄这个人很坏，文艺界不仅有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还有二十年代、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的黑线人物，女子越剧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要重新改造、重新创作”。江青还说：“你们浙江省文化局造我谣造得一踏糊涂！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还有旧华东局，王芳都造我的谣。你们浙江蔡永祥我有怀疑，叫陈励耘、南萍组织调查。”江青还要张永生专门汇报浙南情况，江青对张永生说：“首先要树立队伍，同意你们留下一批骨干，可以去实践，总结经验，好的经验可以批转。”当张永生表示回去要好好干时，江青说：“革命允许犯错误，你们不要怕犯错误。”张永生、杜英信在北京住了10天，回杭后一星期，南萍派车把张永生接去要他汇报在北京时江青等人接见的情况。1969年2月24日，南萍、陈励耘决定由省军区、二十军保卫处各抽调一名处长、两名干事成立调查蔡永祥专案组(同年11月20四日结束)。
5月中旬
“学暴突击营”、“暴动公社”在杭州主要街道刷大标语，“向王兰英学习、致敬!”，“揪出省革委会内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浙江是倒许乱军的大本营”，“倒许乱军的一小撮决无好下场！”(倒许指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5月20日
“省市三代会”召开有七万余人参加的“声讨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南萍、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孟昭玉、王子达、华银凤等。孟昭玉代表省革委会讲话。李丰平、林乎加、陈伟达、吴宪、陈冰、王平夷、薛驹等被揪在台上示众。
同日
“省工代会”、“省机总打谭战斗队”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登载《彻底清算谭震林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文章。《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倒谭震林》，沈策的文章《谭震林是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5月28日
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庆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六周年。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在会上讲话。他说：“在浙江，文艺黑线又粗又长。中国赫鲁晓夫通过他在浙江的代理人，把黑手伸向省市文艺界，各地县和各文化部门。长期来，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让死人、古人统治浙江的大小舞台，对我们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省市三代会”代表也在会上讲话。24日《浙江日报》报道了大会情况，发表《深入开展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
5月24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重新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的决定》，发表了《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的社论。
6月10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发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不容颠倒》。文章不指名批判阮贤榜、李国厚提出“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要重新估价，重新认识，要在第五个回合中重新站队”等观点，是否认“省联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勋，是根本否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
同日
“学暴突击营”在主要街道贴出《坚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字报，大字报声称新生的红色政权是国民党反动派，浙江是“倒许乱军”的大本营，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是“倒许乱军”分子，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反革命两面派。要把现在的政权摧毁，主要负责人要揪出来打倒。
6月11日
张永生、杜英信去上海，向徐景贤、王承龙、朱玉佩介绍了江青等人接见情况和传达了他们的指示，并学习了解上海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经验。王洪文宴请了张永生和杜英信。
6月13日
“省联总”和“省市三代会”再次发起召开坚决打倒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刽子手江华大会。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指战员八万余人参加大会。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即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红雷丝织厂、“邮电总部”、梅家坞“造反总部”、省委宣传部“造反大队”、萧山三大厂(萧棉、萧电、杭齿)等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江华、龙潜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滔天罪行。提出口号：“决不容许江、龙死党为‘二月逆流’翻案”。
6月20日
“省联总”所属组织省农业系统和奉化县“革总司”的造反派在溪口镇联合召开“打倒蒋介石在浙江的代理人江华大会”，一万余人参加。
6月22日
南萍在省核心小组会上布置成立动态组，要杭州市专门收集南京军区、省军区和舟嵊要塞区支持群众组织的材料报省里，给省里领导参阅。杭州市革委会立即讨论成立了社会动态组，有五人组成，在市委大院里办公，28日开始活动，每天向省里报告，以后每周一报，70年10月止。
6月25日
省革委会《关于建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领导小组由沈策、孟昭玉、枫亭、张明珍、徐全民同志组成。孟昭玉任组长，枫亭、张明珍任副组长。(各地〈市〉、县革委会，也相继建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省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0月，省级各厅局机关分成大小两套班子，“小班子”抓业务，“大班子”抓斗、批、改，抓对敌斗争和清理阶级队伍。)
6月26日
省革委会常委滕铸(红暴派头头)被“省联总”下属造反派绑架殴打。
6月29日
《杭州日报》刊登文章，《打倒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彻底批臭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六·二六”黑报告》。(指1966年6月26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省委召开的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6月下旬
方剑文和浙江大学“红暴会”勤务组召开联席会，指名要揪浙江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学暴”在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召开会议，确定“要打第五个回合的作战计划”。
7月3日
方剑文在浙江大学召开杭州市工暴、浙江大学红暴勤务组会议。研究浙江大学红暴杀到社会上去，揪反革命两面派。4日，成立了“抗大战校”组织。
7月6日
“抗大战校”发表《致南萍、陈励耘同志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省革委会是“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残酷围剿革命群众”，“执行枪炮路线”，“文化大革命把贫下中农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面临着新的血腥镇压”。
7月13日至19日
“省联总”在杭州举办地、县所属造反组织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有六十一个地、县和省、市机关负责人二百余人。学习任务：排除干扰，彻底粉碎阮贤榜、李国厚攻击“三红”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学习班还通过了《告全省人民书》，学习期间，省革委会负责人接见了全体学员，并讲话。
7月13日至29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狠抓对敌斗争，大力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决议提出：当前“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即无产阶级要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而资产阶级要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的主攻方向，过去是集中指向中国赫鲁晓夫，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及其同伙；今天，仍然应该集中指向这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右一风’(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的总代表，指向他们安插在各方面的爪牙，把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7月15日
《浙江日报》发表社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社论不指名的针对阮贤榜、李国厚、方剑文等提出的“三无”论(即无造反派、无保守派、无走资派)，“两全”(即全民左派、全民选举)，“三新”(即重新认识、重新估价、重新站队)，“暴力革命”论，“两次革命”论，“主要矛盾转化”论等观点，进行了批判。
7月中旬
方剑文等在省民政厅召开“十大系统红暴”及地、县“红暴”会议。
7月16日
省市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坚决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砸烂六十年代怪现象——女子越剧大会”。
同日
“省联总”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国民党代理人，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江华电视广播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出席大会。
同日
“红暴派”在杭州胜利剧院召开地、县红暴组织会议，方剑文在会上作形势报告。
7月17日至29日
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会上批判省革委会常委阮贤榜、方剑文、委员李国厚翻案攻击“三红”的罪行。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
7月31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传达、学习、讨论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文件(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
8月5日
省革委会就温州紧张局势问题发出布告(即“八·五”布告)。布告主要内容：最近以来，在温州地区，以王芳为首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伙同伸进“温联总”的黑手吴俊祥、张维森(均系原地委农办副主任)，及“温联总”坏头头姚国麟等，蒙蔽、欺骗了一部分群众，继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8月5日至9月7日
红暴头头方剑文等组织发起，在南京、无锡等地先后召开了十三次会议，浙江地区有二十一个县的红暴组织负责人参加。他们主要观点是认为空五军、二十军在浙江支派不支左；“省联总”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张永生是“小爬虫”；“曹、赖、沈”(曹祥仁、赖可可、沈策)是走资派；“南、陈”(南萍、陈励耘)不可信。
8月6日
“省联总”就“温联总”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提出，“温联总”一小撮坏头头，在温州王芳之流以及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的支持和指使下，步湖北“百万雄师的后尘，变本加厉地制造反革命武装暴乱，使温州地区重新陷于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之中。
同日
《人民前线》刊登省军区写作班子激扬文的文章，《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省联总”造反派头头认为这篇文章以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为名，含沙射影攻击省革委会，否定浙江文化大革命。)
8月8日
杭州市赴浙南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杭州大队组成，下设六个中队。宣传队政委为刘正吉(军代表)，大队长为贺贤春，副大队长冯玉堂。下设三个组：宣传组、后勤组、作战组。
同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革命派和群众，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均为制止武斗的布告)，坚决镇压和彻底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省革委会常委沈策传达了省革委会关于进一步深入贯彻、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意见。南萍在会上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等。
8月9日
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大会由“省市三代会”发起，省市革委会代表出席了大会，驻浙三军代表、“省联总”代表、温州市工代会、“省联总”所属浙南一些县以及舟山地区的造反派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大会坚决声援温州地区造反派，表示一定要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打下去，拥护省革委会解决温州问题的措施，和温州地区造反派并用战斗。“省联总”就“丽联总”扣押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发出《最紧急声明》，声明要求拆除公路两旁的工事，恢复交通，释放被绑架的解放军战士，交回被抢物资等等。
8月10日
省核心小组讨论清队问题时，南萍在会上说：“省委书记和副省长一级干部，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有的是假党员，没有一个好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已经核实的，宣判一批。”陈励耘说：“温州就有叛徒3000多人，已混入县至中央各级的100多人。地委书记、部、厅、局长中，要把一些影响大的判他几个，让群众看看。”熊应堂说：“对敌人狠一点是对的，这次搞深一点，我赞成搞几个有价值的人宣传一下。”熊应堂还说：“有一点影子都可以揪，揪得越多成绩越大。”因此，普遍出现逼供信，造成假案，错案。据1969年6月统计，在清队中原省委委员42人中列入审查的28人，占三分之二；原地委书记、厅长一级干部400多人中，被当作敌我矛盾受清查的有133人，占三分之一。全省被关押揪斗的约数十万人。被逼死的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有一个反革命假案，涉及5个县几千人，造成严重后果。
8月11日
“省暴临指”召开“浙江省彻底批判南萍、陈励耘反动的多中心誓师大会”。大会前，“誓师大会勤务组”贴出海报，要南、陈到会听取批判。
8月14日
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省民建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水产厅厅长唐巽泽先生被迫害致死。
8月15日
15日凌晨，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赖可可、沈策和翁森鹤参加衢州化工厂两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签字仪式。
8月16日
浙江大学“红暴会”贴出《关于浙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局势的声明》。声明反对省革委会关于温州地区局势的《八·五》布告，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誓师大会”。
8月18日
省革委会召集杭州、嘉兴、绍兴、金华等地区革委会和当地驻军负责人开会，研究组织、加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有关事项。并从上述地区抽调了六千八百多人参加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日，省革委会作出《关于组织和加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决定》。决定提出：“全省由革委会统一组成浙江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地(市)、县委都要普遍组织和加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矿、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展开一个广泛深入的、声势浩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的群众运动。”
8月22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立。一万多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誓师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陈励耘、赖可可、王子达、戴克林以及驻浙三军负责人，“省市三代会”和各地区有关负责同志。陈励耘在会上讲话。《浙江日报》23日报道称：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创举。
8月23日
杭州市革委会组织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杭州第一棉纺织厂、杭州锅炉厂、杭州链条厂和杭州标牌厂等“老大难”单位。
同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携带武器弹药和食品，由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张永生为总指挥，赴浙南地区。
8月24日
杭州造纸厂“群众专政指挥部”数百人冲砸“省红暴临时指挥部”，抓走“省暴临指”及“市工暴”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同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队，到文成县，路过玉溪地区，与“丽联总”发生武斗，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柳崇禄被打死。
8月26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丽水到温州途中，在永嘉县闹水坑与“温联总”发生武斗，队员许绍明被打死，六人受伤。
8月27日
《浙江日报》报道：全省各地四十多个县市革命群众组织集会游行，誓作赴温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强后盾，愤怒声讨“温联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及“温联总”的黑手吴俊祥、张维森和坏头头姚国麟，武装袭击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反革命罪行。
8月28日
《杭州日报》发表文章：《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温州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杭州工人阶级坚决支持，誓作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强后盾》。杭州地区造反派集会游行，愤怒声讨“温联总”中一小撮阶级敌人武装袭击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反革命罪行。《浙江日报》报道：温州青田军民热烈欢迎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心同全省革命派并肩战斗，猛烈进攻阶级敌人。《杭州日报》发表社论《有毛主席撑腰，胜利一定属于你们》，表示坚决支持赴浙南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8月
张春桥以“看画”为名，把张永生召去上海，单独接见，给他看了几十张整南京军区主要负责同志黑材料的影印件。张永生回到杭州后，在省革委会召开的一些扩大会上攻击南京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社会上出现了公开点名的传单、大字报。
8月30日
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李国厚给温州军分区打招呼，告诉他们说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采取武装解决群众组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是打砸队、武斗队。
8月31日
杭州市革委会作出关于《杭州日报》暂时停刊的决定。
9月2日
省革委会批转“省工代会”《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的请示报告》，省革委会同意“省工代会”的报告，提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应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在省革委会领导下，分期分批进入十三所大专院校。
9月3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批一千七百人三日凌晨到达温州，3日晚，温州造反派和驻军3万多人在温州人民广场召开欢迎大会。
9月6日
杭州市首批60多名师生赴宁夏自治区六盘山下插队落户。杭州市革委会负责人、杭州市工宣队、“省市红代会”，以及学校师生一万多人到车站欢送。
9月7日
由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组成的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大专院校，贯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
9月7日至10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第三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沈策在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阶级敌人开展大决战”的报告。会议继续大反右倾，狠抓对敌斗争。13日，《浙江日报》发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总攻击》的社论。
9月9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表《公告》，指责“省暴临指”、“暴动公社”矛头直指省革委会，反对省革委会关于解决温州问题的《八·五》布告，攻击诬蔑派往浙南的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根本上否定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企图颠倒新生的红色政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21日《红色风暴》刊登文章，同样指责“暴动公社”、“抗大战校”是江华的应声虫，污蔑“省联总”对他们血腥镇压，害得他们流离他乡，家破人亡；省革委会是派委会，要推倒重来等等。
9月13日
“学暴”公布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提出：“我们红暴派之所以成为红暴，是因为对浙江的第一把手江华问题上产生分歧出来的，我们支持江华，我们愿意创造条件帮助他纠正错误，与我们一起革命。”
9月14日
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汪××在市革委会召开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声势浩大的总攻击动员大会上讲话。在讲话中毫无依据地信口开河说：“解放前杭州有两个地下市委，其中有一个是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搞的，全部由叛徒、特务组成的所谓共产党地下市委。自从1938年到1942年的四年多时间里，浙南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三次大的破坏，在这些大的破坏中，有几千名共产党员自首叛变。”9月18日《杭州工人》报全文转载汪××讲话。
9月15日
省革委会、省军区关于海岛群众组织和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海岛除“三代会”外其它群众组织不要到海岛去串连，不要插手岛上的文化大革命。
9月17日
17日至25日，黄岩县人武部在县里生产无人管的情况下，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把原来管生产还未解放的县、区、公社干部也邀请参加了会议。省革委会称这次会议是资本主义复辟会。11月12日，省革委会下发《对“黄岩县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大会的情况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九月中旬，黄岩旧县委一小撮走资派幕后策划，召开了所谓‘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大会’。那些没有解放的县、区、社当权派，连同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就是旧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的翻版，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对彻底揭开黄岩地区阶级斗争盖子，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发展大好形势，起了破坏作用”。这个会是县人武部主持召开的，因此，归罪于省军区。
9月19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温州路经丽水大港头时受阻，大港头被“丽联总”(属红暴派)占领，几千名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无法前进。熊应堂、南萍、赖可可、张永生等人几次到丽水研究对策。9月5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派部队用武力解决大港头。打通赴温州方向的通道，以显示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威力，也表示他们派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温州地区的决心。于是由支左干部某师副师长周××，以及张永生等人带了一个侦察排去丽水，具体指挥攻打大港头。熊应堂还擅自调动了一个营的兵力配合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丽革总”造反派对“丽联总”驻守的大港头，使用了六○炮等武器，“解放”了大港头，打死十人，打伤多人。
9月21日
省市十万军民隆重集会，“热烈欢呼首都工人阶级转送毛主席珍贵礼物——芒果大会”。大会认为“首都工人阶级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给他们的最珍贵的礼物——金色的芒果，转送给浙江工人阶级，这是给我们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送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送来了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省市革委会和驻浙三军主要负责人，“省市三代会”代表出席了大会。
9月26日
“学暴突击营”近200人与市社会治安指挥部20人因复盖大字报，在杭州市延安路发生冲突，双方用宣传车横冲直撞，当场压死群众一名，重伤三名，轻伤多名，造成“九·二六”流血事件(事后杭州市革委会发出歪曲事实的“九·二六”严重流血事件通告)。
10月2日
早在1967年8月，在省市军管会负责人支持下，即提出，要解决富阳，首先要从龙门公社开刀，以平息红暴反革命暴乱。8月由县支左联络站负责人以及“省联总”支持的“县联总”，调集了十三个公社的造反派，分四路进攻龙门公社。长达四十五天。有十人惨遭杀害(其中大队正副书记三人)，重伤三十四人，九百多青壮年外逃，烧掉瓦房、草屋二百五十余间，纸槽屋二百多间，炸毁、烧掉水泵、电动机、变压器、打稻机等大型农具二百九十多件，烧掉草料、炭柴一百九十余万斤，口粮、种子两万余斤，以及在田里一百多亩成熟的早稻也被放火烧毁。全公社损失达十五万多元。
1968年10月2日在省市革委会个别负责人的支持、策划下，提出“捅马蜂窝”，“解决老大难”，“实现全国一片红”的口号下，由县革委会正副主任亲自带领了四百余宣传队员分乘十多辆大卡车以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强行进驻了龙门公社。随后县革委会、县军管会、县治安指挥部等全套班子，都搬到龙门公社。见人就抓，大人小孩闭门不出。在这次事件中，有六人被枪杀，重伤五十五人(其中五人终身残废)，关押了七百多人，造成生产无人管，遭到巨大损失。
10月3日
杭州市革委会《关于成立杭州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的通知》。通知指出，经市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徐树年、邱强、周凤鸣、王棣荣、季子鹄、王元海、于根才、罗文水(工人代表暂缺一名)等九同志组成杭州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小组，徐树年为组长，邱强、王棣荣、王元海为副组长。
10月5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通讯报道：《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0月7日
省第二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浙江美术学院、浙江中医学院、杭州外国语专科学校、浙江文艺学校、浙江越剧团、浙江歌舞团、浙江话剧团、浙江日报社、省教育厅、省卫生厅等22个单位。
10月9日至15日
省进驻大专院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杭州召开首届政治工作会议，张永生、沈策参加会议，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我省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
10月12日
温州地区军管会和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在市郊的“温联总”采取政治解决、强制收缴武器的办法，先后进驻了“温联总”控制的滕桥、郭溪、仰义、牛山等地，省革委会立即发去电报，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胜利。
10月13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温州地区后，为了尽快消灭“温联总”所属群众组织，熊应堂擅自调动了二十多个连队配合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六路攻打“温联总”总部所在地梧田镇，把“温联总”从市区赶到郊区，从郊区赶到瑞安、平阳，一直追击到福建，打死群众二十三人户，打伤七十多人，捆绑、关押五百多人，抄了一千六百多户农民家。受到中央军委办事组通报批评。
10月13日至31日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进一步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说，江华不能保了。11月14日，《红色风暴》发表了《江华是保不住的——打倒江华》的社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出江华是保不住的。不指名批判了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李国厚继承了谭震林、江华、龙潜的反动衣钵，在浙江掀起“二月逆流”翻案邪风，死保刘少奇、江华的严重罪行。
11月15日
《浙江日报》发表编辑部《打倒江华》文章(这是浙江省党报上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江华)，文章说江华是浙江省党内死不改悔的头号走资派。紧接着，杭州、宁波、绍兴、嘉兴，金华、温州、丽水、台州等地区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点名对江华进行批判。
11月16日
“省联总”、“省暴临指”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打倒江华大会”，有十五万军民参加。
10月17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温州市郊牛山、梅岙渡口、蒋桥等地，“工总司”在温州军管会，支左部队以及乐清“县联总”支持下，抓住了“温联总”头头吴骏祥、张维森。27日又抓住了“温联总”主要头头姚国麟。
11月4日
浙江省级机关斗、批、改干校开学。省革委会成立了斗、批、改干校领导小组，下属六个干校，四十二个中队，一百五十八个分队，九千四百余人。第一斗、批、改干校(党群系统)成立于1968年11月4日，结束于1970年1月10日。1969年年底干校学员分别去省五·七干校、工厂、丽水插队落户。
11月初
南京军区党委在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在张春桥主持下召开的常委会议上，听取浙江有关负责人汇报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熊应堂、张文和(二十军)、铁瑛、黄光裕、齐安昌(舟嵊)、万振西、罗晴涛(省军区)作了汇报，会上意见分歧很大。会后张春桥单独接见了熊应堂。
11月8日至12月21日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在杭召开。大会于12月21日闭幕，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批判“二月逆流”，说省军区是“二月逆流”在浙江的总根子。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决议》和《关于揭发批判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反对“三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决议》。李国厚被软禁批斗达三十多天。
11月14日
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撤回大部分赴浙南的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通知。
11月21日
经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九大代表工作小组，由陈励耘、熊应堂、沈策、蒋宝娣、贺修贤、李纯、王金友、徐树年等人组成。陈励耘任组长。沈策任副组长。
11月22日
杭州市级机关一千多干部去钱塘江畔乔司农场劳动(知青点，原劳改农场)。不久，正式成立了杭州市“五·七”干校。
11月23日
省市十万军民在杭州市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大会”。
12月5日
赴浙南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返回杭州。省市十万军民夹道欢迎。
12月17日
“浙南联总”(红暴派)逃往泰顺一带。温州地区、市革委会负责人认为解决泰顺是关系到全省、全地区的大事，是浙南地区的焦点。提出口号：“打到泰顺去，解放全浙南，实现全省一片红”。17日纠集平阳、温州、瑞安等七县一市将近两千名武装和后勤人员，调动了八十多辆汽车和大批轻重武器，到泰顺打了十天十夜，打死三十多人，打伤两百多人，损失达五十余万元。事后，在平阳、瑞安、文成等地设立关卡，切断所有交通运输，不准给泰顺运粮食、药品、食盐、化肥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农用物资，甚至连粮票、布票也卡住不发。指使财政部门，调走周转资金，封闭金库。全县21个粮站，19个断粮关门，120多个商业部门，90％以上关门停业，公社医院，由于没有药品，几乎全部关门停诊。福建省商业厅特地下达文件，要福州、厦门、福安等商业部门做好工作，准备物资支持泰顺。温州地区负责人得此消息，即向福建省委发电报，要福建不要插手。经济封锁达11个月。
12月22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通讯报道，《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
12月23日
省革委会关于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传达和文件处理的通知。通知规定，揭发和批判阮贤榜、李国厚反“三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决议向广大革命群众传达，南萍在大会上总结，可在县革委会扩大会上传达。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68年，由于两派武斗使交通中断，工厂停产，国民经济继续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3．39亿元，比上年下降2．4％，其中农业产值33．12亿元，增长1．3％；工业产值40．27亿元，下降5．3％，其中轻工业下降4．6％，重工业下降6．9％；钢、生铁、钢材、合成氨、化肥等产品产量下降幅度都在30％以上；棉布、棉纱、白厂丝和其它轻工业产品也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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