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影帝赵丹，三次被周总理从鬼门关拉回，却为何抱憾终身
要说这人呐，有时候一步走错，真就是万丈深渊。这话放在大艺术家赵丹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时间拉回到1939年，那会儿的赵丹，在重庆的戏剧舞台上已经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可年轻人嘛，总觉得天高海阔，想干一番大事业。
当时，有个叫杜重远的人写了本书，叫《盛世才与新新疆》，把新疆描绘得跟人间天堂似的，说那里是反帝亲苏的进步乐土。赵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艺术家，像是王为一、徐滔他们，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他们心里盘算着，去那儿建个电影厂，远离重庆的乌烟瘴气，岂不美哉？这群热血青年，说干就干，连家眷都带上，一行十人，浩浩荡荡就准备奔赴那个想象中的“乌托邦”。
临走前，赵丹也去跟郭沫若、阳翰笙这些文化界的前辈打了声招呼。郭沫若一听，还挺高兴，觉得这帮小伙子有志气。阳翰笙就稳重多了，他说：“这事儿我得问问”，他要问的，就是刚到重庆的周恩来。
可谁能想到，重庆紧接着就遭到了日军的大轰炸，通讯一断，赵丹他们等不及回音，就匆匆上路了。
他们不知道，周恩来在重庆听了阳翰笙的汇报，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太清楚那个所谓的“新疆王”盛世才是个什么货色了，一个政治投机贩子，翻脸比翻书还快。周恩来立马派人去追，嘴里念叨着：“快，把阿丹他们给我追回来！”
可惜啊，紧赶慢赶，车都追到嘉峪关了，还是晚了一步。眼睁睁看着这群文艺界的宝贝疙瘩，一头扎进了虎狼窝。
果不其然，赵丹他们到了新疆，才发现全不是那么回事。别说建电影厂，就是拍张照片都有特务盯着。那个笑脸迎人的盛世才，转过脸就露出了獠牙。1940年，盛世才投靠国民党，赵丹一行人直接被以“阴谋活动”的罪名，扔进了大牢。
这一关，就是整整五年。五年暗无天日的牢狱，把一个风华正茂的艺术家折磨得不成人形。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张治中接管新疆。盛世才临走前还想来个“焦土政策”，准备一把火烧了监狱，把里面关着的人全解决了。是周恩来多方斡旋，委托张治中务必保全狱中同志的性命，赵丹他们三百多人才算捡回一条命。
回到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就设宴为他们压惊。席间，阳翰笙叹着气说：“当年周副主席一听说你们要去，就派人去追，可惜晚了。”赵丹听着，眼泪都下来了，那是一种劫后余生，又回到组织怀抱的温暖。这是周总理第一次，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赵丹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尽情施展。他一门心思扑在电影上，主演了电影《武训传》。
武训这个人，在清末靠行乞办学，精神可嘉。当时从陶行知到孙瑜，都觉得这是个好题材。赵丹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下了血本，把一个乞丐的卑微和一个教育家的执着，演得入木三分。
1951年电影上映，火得一塌糊涂。上海的大楼上，挂着他巨幅的电影海报。他走到哪儿，人群就跟到哪儿，高喊着“武训！武训！”
可就在赵丹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风向，突然就变了。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直接给《武训传》定了性，说这是“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紧接着，一个署名“李进”的人，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把武训批得体无完肤。
赵丹后来才知道，这个“李进”，就是当年和他同台演过戏的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这是她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而赵丹，成了她“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一夜之间，英雄成了“坏分子”。《武训传》被禁，赵丹被剥夺了拍电影的权利，一闲就是四年。
就在这当口，又是周恩来站了出来。他到上海开会，专门见了赵丹、孙瑜他们。他没有半句责备，反而主动揽下责任，说：“拍这个片子，我是点了头的，要检讨，我先检讨。”
在上万人的干部大会上，周恩来公开说：“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这番话，在那个高压的氛围里，分量有多重，不言而喻。这不光是保护，更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说白了，是周总理顶着巨大的压力，第二次把他护在了身后。
有了总理的保护，赵丹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从1954年到1964年，他塑造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银幕形象，迎来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席卷而来。因为写过悼念邓拓的挽联，加上性格耿直，赵丹再一次身陷囹圄，这回比在新疆的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家人都以为他这次肯定完了。可就在最绝望的时候，一线微光又透了进来。
197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总理亲自安排劳模邢燕子访日。临行前，总理特意嘱咐她，说：“我知道宝坻县有三个铁姑娘，是黄宗英向我讲的。”
邢燕子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就明白了总理的深意。黄宗英是赵丹的妻子，总理这是在挂念着身处囹圄的赵丹夫妇啊！
利用在上海转机的间隙，邢燕子悄悄去探望了被隔离的黄宗英。黄宗英见到她，惊得说不出话：“鬼都不来敲我的门，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当她得知是总理的关心时，抱着邢燕子失声痛哭。
这个消息，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在绝望中挣扎的赵丹夫妇，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勇气。那些看管他们的人，也因此收敛了不少。这是周总理第三次，用他独有的方式，暗中保护了赵丹。
出狱后，孩子们看到形容枯槁的父亲，都偷偷抹眼泪，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演戏了。可赵丹自己不这么想，他告诉妻子黄宗英，在监狱里，他脑子里一刻也没停过，齐白石、鲁迅、李白的剧本，他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
夜深人静，黄宗英常常被丈夫的喃喃自语惊醒。他不是在说梦话，是在跟自己对词，是在演戏。他说：“我怕我不会说话了，就再也演不了戏了。”你听听，这是一个演员刻在骨子里的执念。
周总理去世后，赵丹悲痛万分。他一直想在银幕上扮演一次周恩来，把自己的感激和敬仰，都融入到角色里。1978年，机会来了，导演谢铁骊请他在《大河奔流》中饰演总理。赵丹试完妆，厂里的人都惊呆了，说太像了。
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角色还是没能演成。这成了赵丹一生最大的遗憾。1980年，他因病去世，临终前，心里念叨的，还是那个未能完成的角色。
赵丹和周总理，一个是大艺术家，一个是大政治家，他们之间的情谊，超越了寻常的上下级关系。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种相互的欣赏和保护，就像是黑夜里的一豆灯火，虽然微弱，却足够温暖人心，也足够让我们今天的人，咂摸出点不一样的味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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